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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懋鼎:將《基督山伯爵》翻譯成中文的第一人

2019-11-22 08:39 編輯:TF003 來源:北京晚報

《基督山伯爵》這樣一部煌煌一百萬字的巨著,要把它翻成中文何其難也,況且,他還是一個半路出家的譯者。

作者 代明


《基督山伯爵》作者大仲馬塑像 新華社圖

由一張護照說起

十年前,有一張光緒年間護照,在網上頗為流傳。

護照四邊繪以青龍,中間有鮮紅印戳,品相完整,保存較好,當時嘉德公司以4000至8000元估價,最后,竟以五萬六千元十倍左右的價格拍得。那是清末駐英大使張德彝,發給參贊陳懋鼎的一張回國護照,時間為光緒三十一年二月,即1905年春。這張護照珍貴處在于,它里面的內容十分豐富,上寫:“陳懋鼎三年差滿,攜眷而歸,搭坐德公司普而生船,取道上海,轉船回福建原籍,然后赴京供職。隨帶跟役一名,使女二人,大小行李共五拾貳件”。我們注意到,這張護照在拍賣時,有對拍品的描述。

陳懋鼎,字征宇,福建閩侯人,“末代帝師”陳寶琛之侄,光緒十六年中進士,曾任外務部榷算司員外郎。外務部就是后來的外交部,榷算司是其下屬的四個司之一,專管關稅、商務、行船、財幣、郵政及出使經費等,員外郎為從五品,相當于現在的副司長。陳懋鼎是光緒二十八年(1902年)跟隨張德彝出使英國的,這一去就是三年。這次歸國,普而生輪船上那五十二件行李,不僅裝載著陳懋鼎滿滿的收獲,更大收獲,是在陪同他的夫人身上。因為她除了這些年精心照顧丈夫在國外的衣食住行外,還為他懷上一個孩子。這一路上,她都是挺著大肚子,陪同陳懋鼎站在輪船甲板上的,“三洲水土強吾種,兩月風濤練汝形”;就在返回原籍不久,這個風浪中孕育的胎兒順利降生,陳懋鼎給孩子取名:陳懷英。

然而,比之船上的行李、夫人肚里的孩子,還有讓陳懋鼎更感覺貴重的東西,就是那些箱子里,放置的九十四卷厚厚稿紙,那是他利用在英國工作余暇,翻譯的《基督山伯爵》一書的手稿。

出使英倫

據張德彝《八述奇》記載,陳懋鼎作為參贊期間,經常跟隨他出入白金漢宮、英外務部、西敏寺教堂、圣詹姆士宮,進行外事活動;這還不包括他本人受邀約,去歌劇院看戲,畫廊看畫展,茶藝館品茶,參加當地名流舉辦的各種宴會等諸多事宜。開始,陳懋鼎還覺得新鮮好奇,可越往后就越覺得自卑,深受清朝孱弱的國力影響,讓他明顯感到中國人在西方人眼里低人一等。從外交層面講,他們這屆大使沒做出什么功績,唯一值得一提的,是張德彝代表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簽訂了《保工條例》,要求英商在南非開采金礦招收華工時,必須保障在運送他們的船只上改善伙食。個人層面講,陳懋鼎深感象征愚昧、落后、閉塞的長辮子,成了他與外界交往的最大障礙;他當時做出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決定,就是上書光緒,懇求割掉腦后辮子,他也由此成為清朝外交官中剪掉辮子的第一人。

陳懋鼎是一個頗有抱負的年輕人,很早就明白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的道理,盡管他沒受過系統的外文訓練,但在過去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一職時,旁邊就是京師同文館,他經常去那里蹭課。大使張德彝也很喜歡這個有文筆功底的年輕人,“張星使雅愛文字,交涉文牘悉委諸君,多所建白,征宇由是精通英語”。

其實,陳懋鼎苦學外文是有原因的,就是希望更深入了解西方的歷史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,準備以后回去為自己的國家效力。可對于國內固步自封、落后閉塞的民眾,該如何讓他們了解“蠻荒”一般存在的西方世界呢?就在這個時候,陳懋鼎接觸到了《基督山伯爵》。這本出版于十九世紀中葉的傳奇小說,曾被翻譯成英、德、俄等不同版本,在英國上下階層、婦孺老幼中爭相傳閱。陳懋鼎一旦拿起這本書,就再也放不下,他深深為里面跌宕起伏的情節,生動有力的語言,活潑機智的對話所吸引,尤其是小說中到處彌漫著對歐洲異域風情的場景描寫,最能展現歐洲各國全貌。于是,陳懋鼎產生一個想法,能不能把這部小說翻譯成中文,介紹給自己的國家,讓國民能更全面、更客觀、更詳盡地了解世界呢?

翻譯《基督山伯爵》

“英倫倫敦東南距大清使館二十里,曰赫恩山。土勢坡陀,鐵軌午貫,汽車站以山為名,東接達立集,自昔為勝區,祆堂、書院、畫閣、公園,粲乎位列,槐栗成行,多百年樹”。

隨同張德彝出使的參贊們,大都攜帶有家眷、仆人,長期住在清駐英大使館顯然不妥當,他們來到倫敦不久,就紛紛在外面找房子租住。開始,是在倫敦城內找,比如一位叫馬清臣的參贊,就選擇了“帕米臘大街第十五號”,與夫人子女同住;后夫人去世,也是感覺城內的房子價格太高,他就又找了倫敦郊外的一個地方,每星期租金是五英鎊五先令,這在他們這些每月掙360兩銀子(1兩白銀相當于0.15英鎊)的二等參贊官眼里,已經算便宜了。故此,陳懋鼎也在“赫恩山”下一個叫“半月巷”的村莊,找到世代居住于此的“黎氏”房東,租下一座二層小別墅,還給它取名“楞登樓”,不僅為圖便宜,更是為有一塊幽靜偏僻的地方,以完成譯著的恢宏工程。

“赫恩山”,位于諾伍德山脈和泰晤士山谷之間,風景秀麗,林木蔥蘢,每逢冬春之交,粉紅色的杏花就開遍山野。“楞登樓”周遭更是鮮花遍植,禽鳥啁啾,完全聞不到塵世的喧囂,宛若一處世外桃源。他在這片村莊結識了很多英國友人,有一位金發碧眼的格林利女士,還特意攜了家眷,搬到房東黎氏處,與之比鄰而居。陳懋鼎每當得了空隙,或者就會與格林利女士一起,“考訂方言,討論異俗,出入百氏,縱橫五洲”;或者就是獨身一人,“周覽村落,雜花芳草,曲沼小橋,往往流連忘返”,過得好不愜意快活。在鄉下這段日子,給他的譯作帶來莫大的靈感和激情。

當然,這樣一部煌煌一百萬字的巨著,要把它翻成中文何其難也,況且,他還是一個半路出家的譯者;更尷尬的是,他還遭到周圍人的嘲笑和不解,但他仍然抱著堅定的信念,也是仗著自幼打下的古文底子,一個章節一個章節翻譯。到了臨離開英國那一天,他已經翻譯出九十四個章節,約占全書的十分之九。只是陳懋鼎是用文言文翻譯,讀起來難免磕磕絆絆,晦澀難懂。而且,進入二十世紀初,英譯中還是個剛剛興起的事物,許多名詞用語還不規范,比如,流經倫敦城的泰晤士河,他譯成“達米斯河”;基督山譯成“莽吉圖”;就連書的題目,也并非我們所熟知的《基督山伯爵》,而是叫做《島雄記》。陳懋鼎為譯這部書,還給自己起了筆名:“達米斯釣客”,這大概是因為每值天氣晴朗,他站在自家閣樓上,都能遠遠眺望到泰晤士河和橋上的兩座鐘樓吧。

譯稿坎坷的命運

再說陳懋鼎乘普而生輪船回國后,先是護送夫人回福州,安全生下孩子,休息幾日,這才舉家趕往京城赴職。朝廷對他完成出使使命大加贊賞,升他為外務部郎中(由副司提到正司);又因為剛成立儲才館,讓他擔任儲才館提調(即館長)。陳懋鼎在這個崗位一干又是三年,為自己國家培養出不少外交人才。繁忙的工作,反而把他辛辛苦苦的譯作工程,給耽誤了。

“時嚴幾道、林琴南以譯著鳴,或勸先兄付梓,輒以全篇未竟卻之”。嚴復、林紓,都是當時家喻戶曉的翻譯大家,與陳懋鼎又是同鄉,交往甚密,當時,他們也是看出這部譯作的價值,可惜陳懋鼎沒能采納。“無何,商務有《煉才爐》,蓋意譯此書之首數章”。結果,1906年,商務印書館出版了《基督山伯爵》的另一個版本,雖僅是翻譯該書幾章,但畢竟讓人搶了先機。

陳懋鼎似乎并不以為意,他積極參與發起了“立憲運動”,與同僚籌劃設立咨議局和資政院(類似于兩院制國會);辛亥革命后,他又擔任國務院秘書、外交部參事、國會議員,譯作反而被擱置一邊。“庚辰,病亟,始委恒竟之,蓋去初稿時四十年矣”。“恒”,是陳懋鼎對妹妹陳懋恒的昵稱。陳懋恒為燕京大學畢業,也是為人稱道的“才女”,有著作聞名當世,陳懋恒遂將《島雄記》未譯完的二十三章,全部依兄長風格譯出。“既畢,(陳懋鼎)猶力疾躬寫一通蕆事”。

1940年,陳懋鼎在北京病逝,陳懋恒帶著兄長心愿未了的譯稿,全家移居上海。她曾在自己創辦的《世說》雜志上,連載這部小說的譯稿,可惜《世說》僅辦七期,就因為經費不足停辦。1946年,陳懋恒找到兄長生前好友,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,將全部譯著交付與他,殷切希望能由這家聞名遐邇的印書館出版。

張元濟非常熱情,先后給陳懋恒寫了三封回信,第一封:“前日辱荷枉臨,適有客在坐,致失迎迓,悚歉無似……前交下《島雄記》譯稿十冊,因朱經農先生尚未到滬視事,擬俟其部署粗定送與閱看。”第二封:“令先兄征宇同年遺著《島雄記》已得商務印書館復信,愿代出版。”第三封寫于1947年1月20日,言明該譯著出版,“應先訂立版稅契約,其出版權授予人應由何具人名,敬祈開示,以便絡具約文,再寄請署名鈐章。”但信中又說:“敝公司一切緒未恢復,是書排印尚需時日,合并陳明。”不幸真的讓張元濟先生言中,因時局動蕩,《島雄記》一書到底未能順利出版。

種種原因,陳懋恒這本遺著被一拖再拖,直到2019年初,經過陳懋恒的兒子趙之云長期保存,她的兒媳許宛云多方奔走,陳懋鼎的孫女陳彬親自校刊,這本歷經一個世紀之久的《島雄記》,才得以正式出版,終嘗所愿。

來源 北京晚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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